又來到芬蘭的秋天

已經在芬蘭生活了一年多，貼了很多葉閃的相，寫了好幾篇芬蘭的所見所聞，反而關於自己的，已很久沒有寫過甚麼。

現在回顧這段日子，出發首三個月遇上很多問題，很想退縮，很想回港；然後一下子便到冬天，長期的黑夜帶來無盡的沉鬱，時常以為自己捱不住很快要回港，所以爭取時間去了兩三轉旅行；等啊等啊春天，怎料五月一溶雪就突然變成夏天，每天陽光普照，日照甚長，發現芬蘭原來是個天堂，永不想回家；現在又回到秋天，四處的樹又紅又黃又青，漂亮得很，幸好今年少雨水，不如去年般「連續傷風感冒」，也適應了芬蘭的文化、天氣、節奏等等，心也能靜下來，好好專注我的研究──嗯，這是我原本很想做的事。

很多人問我為何留學，為何選芬蘭。嗯，其實出國留學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，不過當年因有喜歡的工作、因還 grant loan、因未夠錢等等的事，一直拖拖拖拖到我結婚生仔後都沒有機會做。直至，我懷孕時曾在臉書上寫了類似「唉，生仔了，無緣留學了」之類的話，朋友便介紹了雷競旋的《窮風流》給我。當我看到雷競旋又是一窮二白也一家大細去留學，與其羡慕別人，不如自己行動實踐。於是，兩年後，我便抱著「一試」的心態，結果又是幸運地得到一個留學的機會。

至於為何選芬蘭，曾到丹麥留學的我一直到北歐甚有好感。加上，我要選一個國家，可讓葉閃也能申請到簽證與我一起生活（例如台灣是不能夠的），而我又能經濟上付擔得到的，基本上可選的都不多。剛巧有朋友在芬蘭留學，我又在芬蘭找到我有興趣的科目，閃申請居留與幼兒園安排又沒有問題，於是便試報考芬蘭的大學。其實我想選的有三科：Arts Management 隔年收生，剛巧我報考的那一年不收生；其餘還有 Arts Management & Criticism 和 Research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(Social and Public Policy)，我兩科也報考，結果後者取錄了我。

當我知悉 University of Helsinki 取錄我時，我的心還十五十六，猶豫到底是否要讀社會科學了。那時我剛剛正出差，與一眾藝術工作者到了上海考察與交流當地的藝術教育。我還記得，我坐在上海的餐館裡，整理那幾天的所見所聞，我感到藝術教育原是好的，但來到這個社會制度裡，一切成了花瓶裡的膠花。於是，我想，不如來個新開始吧！？反正我一直也對政策研究有興趣，便決定入讀這個 Research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！

開學的時候，其實與期望是有很大落差。我沒有想到我的主科 (Social and Public Policy 與 Urban Studies)，竟然是兩場共佔 14 credit 的考試，毋須上課，把書讀完便去考試。我那時與同學大叫，我們山長水遠來到芬蘭，竟然是自修？不過話雖如此，我還是幸運地上了好幾課令我覺得很 fruitful 的課，例如人權、社運等，都令我大開眼界，認識更多歐洲當代發生的事。

我論文老師安娜曾說，北歐對於 social scientist 的訓練，質性與量性研究的培訓也同樣重視。有時我覺得芬蘭人真的很 goal-oriented 和積極樂觀，他們會稱我們這批 social science 的學生為日後的 social scientist ──縱然據我了解我的同學大多Bachelor畢業就直升碩士，曾打過的工也只是侍應與洗碗── “scientists”一字，有如向春天花花幼稚園的同學述說未來有多美好，但回到香港的現實裡竟然頒發社社科榮譽博士給林鄭月娥，到底香港有幾認真對待 social science。

曾有朋友一聽到我的課程是 “Research Master”，知道課程是重研究，便說很悶，但其實我是幾期待這些課。我對研究是有興趣的。可是，當我上了第一課 Statistics，我就完全想發瘋了。Statistics 教授的英文好重口音，我完全聽不明白，但我又硬住頭皮死撐，由最初的考試只獲 1 分，到重考時獲 5 分（滿分）。到了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的課，我半自修半死 "chur” tutor，花了好多時間才能夠理解到如何用SPSS（一套量性研究的軟件），努力完成一個我自己也頗為滿意的研究，連 tutor 也為我高興我能寫到一份似模似樣的研究報告（Well，我來來回回於課後電郵他有近十次，他可能終於覺得辛苦是值得的）。原本老師建議我們用 European social survey 的數據，但我堅持想做與文化消費有關的主題，於是自己在網上找來一項原本研究英國人對電影消費及觀感的數據，再應用 Cultural Omnivore-Univore 的理論，分析英國人的文化消費模式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。至於質性研究，其中一課 Quality Content Analysis（QCA），我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，學習如何做 coding，單是草擬 coding frame 也改了兩星期，研究了十五年的施政報告裡如何談及文化藝術發展。雖事後感到 QCA 未必是最有效能研究施政報告的工具，但在掙扎的過程裡，學會了 coding 的邏輯，分析資料時的嚴謹；還有 team work 做研究時，如何清楚有效指示 team-mate 也好重要。

有人問我，畢業後想做甚麼。其實我真的對研究文化及藝術政策的工作是有興趣的，所以當日也因為這點而選這一科重視訓練研究技巧的課程──當然，在香港，這類研究的工作幾乎是零，或義務做才有機會的。畢竟，香港現在只重視培訓 arts manager。研究這些工作，學院以外便沒有甚麼機會了。

踏入第二年，因芬蘭的 Joo Studies 制度可讓大學生選修其他大學的課，我到了 Sibelius Academy 副修原本也想讀的 Arts Management，每天上課都聽到隔離班房又彈琴又唱歌劇，課上又有來各歐盟成員國的同學分享案例與看法；課後開始落筆寫我漫長的碩士論文，研究這十五年來西九的 governance 過程；周末帶著葉閃四處玩，好好享受做一個母親之餘繼續增長見聞。

嗯，離開的日子快到，要好好把握時間！

entrepreneurship #1

Never say never.

Do not take the easiest one, take the most appropriate one.

[轉貼] 揀選生命 (明報 2013-03-31)

【明報專訊】《申命記》中，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流徙四十年，走到盡處，腳踏迦南美地的入口，面朝無垠未知；他向同伴剖懷吐露，「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揀選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」。

揀選生命，不只是人生路上工作結婚買樓生仔等等的進退抉擇，而是要活一趟怎樣的人生；是否願意承受，存活於真實中，又豐盈又艱辛的重。

眼前矯健精靈的牧者李清詞，一生以來，揀選了生命。

接納他人 毋須條件

香港市民對基督教最鮮活的記憶，不外是一月份在政府總部的「愛家共融音樂會」，數千基督徒聚集天馬草坪，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諮詢。在香港，教會與同志恰如天敵，在平權議題上總鬥得你死我活；然而，教會並非鐵板一塊，明光之中亦有別樣色彩。月前，數個基督教團體發起「彩虹之約——共建同志友善教會」活動，藉以向同志發出大愛之聲，席間請來不少重量級牧者聲援，李清詞是其中一位。

貴為香港首位女牧師，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及英華女校副校長，李清詞在本地基督教會資歷極深，一向以敢言見稱。這次出面為同志發聲，亦不怕得罪教眾，向「反同志特權」的兄弟姊妹提出詰問，「你話你道德，但你有沒有實踐？你說不歧視，但如果有一個同性戀者說想要洗禮，你接不接受？如果你要他改過了再回來，你也是歧視他，這是講一套做一套。」反對同志的衛道者，總是手拈聖經以定他人的罪，然而李牧不認為聖經足以解釋世態，「聖經也有很多文化背景，有文化的限制。我重視的，是耶穌說什麼」。在她眼中，耶穌是個願意與性工作者和稅吏同席，體察接納他者的人，「我不會endorse，但我也不會說他們不對。我不是上帝，為何我們拿了上帝的權力去審判他們？上帝自會審判，用不着我們來審。在上帝跟前，人人平等，所以我們就是要接納他們；接納別人，不要那麼多條件。」

「今日我們就有很多法利賽人在教會裏，指手劃腳，耶穌最憎這些人。」說來，眉間有氣。

流離寄住 明白人子之痛

眼前剛滿八十的老者，說話直白率性，半點不矯情；暖白的髮理得整潔有神，窗邊的陽光透在她眼底，啡黑的瞳孔清澄發亮。在基督教保守的氛圍下，敢言的她可算異類，曾多次公開堅持悼念六四、聯署反對廿三條、批評教會內部的奢侈敗壞；勇武之氣令人肅然，然而李牧打趣說：「我不是勇敢，也不是我叻，我是恃老賣老！」剛正耿介的性子，自小育成。李清詞生長自四十年代，男尊女卑的大社會裏，她的父親卻把她捧在掌心寵惜。生於富貴之家，母親早逝，父親長年不待家，家事就由幾歲大的她打點，養成她的傲然自信。

那個時代，是炮火交錯、左中右昏亂陳雜的年頭。抗日戰爭，她舉家到廣州避難。突然一天，父親被抓入獄。原來李父是昔日汪精衛政府的官，日本戰敗，國民黨奪回政權，自是落難。她由千金小姐突變漢奸女兒，被烙上「偽學生」的標號；與弟妹離散，即便是父親留她的名貴古董也被抄走。頓失所有的她，幸得兩位老師收容。本是情分單薄的關係，兩女卻甘願無條件濟助，「所以我知道，不一定是基督徒才是好人」。

克難完成學業，一九六六年按立成為首位女牧師，後更出任副校長、教會總幹事。浮生大半，看似平步青雲，卻也從沒一個固定的家，永遠流離寄住，孑然一人。狐狸有穴，飛鳥有巢，人子卻無枕席之地，她明白人子之痛，生命裏無能述之以言的苦，「我知道痛苦，我知道當孤兒是怎樣的，父親坐牢兒女是怎樣的，沒錢是怎樣的。理論可以學得到，生命的事，學不了。」

孑然意志 踏足貧瘠戰地

她生中，有四年，刻骨難忘。在一九七七年，她答應出任世界傳道會宣教教育幹事，巡行二十二國工作。當時她貴為英華女校副校長，位高權重，意外被傳道會看中，力邀她加入。她一邊仰慕傳道會的平等公義等革新概念，一邊顧念在英華的優裕穩定，心神掙扎難定，「我自己列寫了一張清單，左邊寫了去的好處，有五六項；右邊寫了不去的理由，有十幾廿項！」最後她決定面朝荊棘路，捨棄一切，委身遠行。臨行前，她更囑英華不需要為她留着職位，並把所有家當拍賣，全捐母校；走的時候只有身軀，意志，與信仰，「神總有辦法」。

她觸及之地，不是戰火殃城，就是貧瘠窘迫。長期宵禁的東北印度、種族敵對分明的南非、被游擊隊佔領的北愛爾蘭、隔絕的南太平洋孤島，一片片荒蕪之地，重新拼湊她的世界。她曾到一個南太平洋島嶼，只能以獨木舟到達，「土人坐一邊，我坐一邊，職員給我一個膠袋，叫我把相機護照放進去，萬一隻船翻了，可以撈回膠袋。」不諳泳術的她，就這樣迎向大水。旅途上，她爬過北愛爾蘭威爾斯區的礦洞，在黑不見五指的洞底傾聽老礦工絕望的呼號：在勞資的對峙中，教會總站在資方一邊，在「維持繁榮穩定」的口號下，無視工人身上被長久剝削的疤；她走過印度的貧民窟，仰頭看過乞丐身後的雄偉高樓，見證過極致的貧富懸殊下，生命的被貶值；她到過戰亂中的津巴布韋，聽到過黑人青年甘願在彈雨之下，留守國家的誓言，「那是神學也教不到的，是生命的歷練」。

「我不是信基督教，我是信基督」

李清詞銘記着一個時代。那是醒覺年代，教會賢人輩出，主張走向世界，不能關上門。一九六三年，John A.T. Robinson寫下Honest to God，批判傳統基督教教義，呼籲人們要對神忠實；教會瀰漫一片更新氣息，信徒刻痛反思神與人的關係、己身信仰的核心，「你不是信衪的行事，it's not his doing, it's his being。祂是代表了神，有神的本性」，「我不是信基督教，我是信基督。基督教是教義，由教會定下，有歷史原因，有些對有些錯，都是次要，最重要是我跟神的關係。」

時代轉臉，今天的教會，忠實成了口號，神的殿成為權力必爭之地。不論性沉溺的失敗者，還是詐騙財色的神棍，更甚是一區之長的特首、官員和議員，也要與神對話，一洗罪孽，向大眾彰顯當好人的福樂。對這些「更新」，李牧說，「讀聖賢書也可以做好人的，基督教不是找好人，基督教是找一些真正悔改的人。信教就變了好人？變了好人是結果，不是目的，做好人不需要信教。生命的改變，不是行為上的改變，是整個態度和方向、是質素、是心的改變。」

八十年代自外地歸來，她執掌教區高位，看盡教會惡習，她痛恨教眾強行對非教友傳教，把人硬拉「入會」，「既然我們的神是這麼偉大，你信就信，不信就罷，與我無關，這是神跟你的事，不用我在中間拉人，難道我在做生意嗎？」除了對外的橫蠻，還有內部的敗壞。神的聖殿內，是非猜忌、阿諛奉承，結黨排擠，白熱的權力鬥爭，無日無之，她為此震驚，慨嘆「未著袈裟嫌多事，著上袈裟事更多」。在最孤立無援的日子，剛強如她亦淚沾衣襟，「上帝你為何不出聲？為何默默無語？我也有問過的。你發夢都想不到，教會不是說不愛權威嗎？不是說不愛地位嗎？得個講字！」說着，一臉鬱結的怒。

做人良心 最緊要真

醒覺年代已逝，教會不再是讓世人仰仗的無沾的岸；教會展露人前的，不再是單純神聖，卻是對權位的爭奪，對財富的貪慕，對安逸的戀棧，還有對不公義最響亮的沉默。一向敢言的李清詞，自是體諒會堂牧師左右做人難的難堪；不是怕被陷害，而是怕教會分裂，「因此左又不說，右又不說，什麼都不說，只是依書直說，講聖經。」教會愈趨保守，愈發內向，只為保住自己的機構，「平平安安過日子，開吓會就算，對社會沒甚影響，自己圍威喂」，「對任何不公義的事，你知道，都不敢發聲。」

發聲的，便要受千夫所指。天主教退休樞機陳日君勇於介入社會，力數不公義之事，卻令許多信徒心有不滿，在教會內廣受批評。雖然門派不同，李牧亦遙遙相挺﹕「我好鍾意他呀！個個都不說話，世界怎麼會好？最重要對得住良心。不是故意攻擊，而是真切的這樣想。」坦言跟他「手也未握過」，但牧者間有種同源共生的執著，「敢言，不是故意去敢言，而是真切的覺得，那種真，是很可貴的。做人做得不真，你不要做人了，是傀儡來的！我們不是求人喜愛，我們不需要討好人，討好自己的良心就行了。做人，最重要是真。」

「政治是人人的事」

教裏教外，亦有論者批評，宗教不要干預政治，李牧立即應道：「這是錯的。政治是人人的事，我們不關心人人的事嗎？怎可以不關心？政治就是關心人的事，我們不可以閉上眼、側着耳，不理它的。我們不是搞政治，我們是認識政治。」涉足政治，源於對人的惻隱與關顧，不願旁觀他人之痛。

「最失敗的，是教會的宗教教育，從頭到尾都沒有教信徒往這一方面去想，神的公義，神的正直，神的真理，沒向這些方面想，只是圍威喂，happy hour一樣，（禮儀結束後）就這樣『平平安安的去吧！』」教會，漸漸只剩下甜蜜的團契，信徒就在這個粉色世界中安逸過生活，不理真正的天父世界上，那無涯的苦難，「你是神的子女，必須行神的意思，神的意思不是唱唱歌這般簡單，神是要公義的。我們所相信的神，是公平、公正、公義的，但我們的行為、做法、活動，有多少是跟公平公義有關係的？」

真正的生命：為公義而行

年過八十的她，一樣關注時事，對李旺陽、劉曉波、劉霞的遭遇，深切憤慨，「好離譜，是我們中國、偉大的祖國才做得出這種事。」在悖逆的世道下，默默無語的人多，挺身奔走的人少，李牧笑言，「多幾個黃之鋒，香港就有希望！起碼他肯思考，不一定句句都正確，但是他肯站出來，有勇氣」。

「有些人說，不知道如何選擇，其實不然。善與惡，不會不懂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裝作不知。你問心吧，一定知道的。」知而不為，實是因為恐懼，怕受迫害，「事實上很多好人都痛苦一生，一樣要掙扎，一樣被拉去坐牢，一樣被處決，上帝不是這樣保護我們。」李牧說話毫不留情，直白坦言，為公義而行的人未必得到上天眷顧，「不一定快樂，不一定平安，但是他/她活着的，是一個真正的生命，一個很有意思的生命。當你看到這一點，你就很快樂。」

文 阿離

圖 劉焌陶

編輯 蔡曉彤

sundayworkshop@mingpao.com

fb﹕www.facebook.com/SundayMingpao

我們在芬蘭泳池浴室學到的二三事

葉閃很害怕淋浴的。每次當我拿著花灑向他淋水時，他都大叫救命，又搖手又跑掉，我總是難以幫他洗澡。因為他不願意淋浴，每次在泳池游泳後沖身便麻煩了。

以前在香港，我們會在獨立一格的浴室裡洗澡，葉閃還不能跑掉。但在芬蘭的泳池裡，整個淋浴的地方都是開放式，沒有獨立一格格的浴室；而所有人都是赤裸去焗桑拿的，所以在浴室裡所有人都習慣赤裸全身去淋浴，然後再入桑拿房焗桑拿。

葉閃又好怕焗桑拿。我問「焗桑拿好嗎？」他總是搖頭搖手說「唔焗啊！」「點解啊？」「熱啊！熱啊！」於是，幫他洗澡已很不容易，哄他陪我去焗桑拿更加困難。但他不陪我去焗，我又不能把他留在桑拿房外，那我豈不是無法焗桑拿 !?

在我無計可施之際，有一對母子來到我們附近淋浴。那個兒子與葉閃年紀差不多，但那個媽媽根本毋須幫孩子沖涼，她只是調較好水溫，便把花灑遞給兒子，兒子便很自動自覺地自行洗澡。那刻，我驚訝得很，我一直在想「如何幫兒子沖涼」，沒有想到葉閃兩歲其實可以自己淋浴。我應該引導他自己學淋浴沖涼嘛！

「葉閃，你睇下哥哥自己用花灑沖涼啊，你想唔想試啊？」我指向那小孩的方向，讓葉閃也看到其他小孩是自己用花灑沖涼的，意會到淋浴並不可怕。愛玩的葉閃當然覺得有趣，便從我手上取了花灑，淋向自己的身體。「葉閃，你要咁刷個肚腩先得架！」我當然順勢教他如何搽沐浴露與刷身，他當是游戲一樣，嘻嘻哈哈地適應新一種沖涼的方式。

對葉閃而言，新的沖涼方式實在太有趣，這次他淋浴淋到不願走。後來那對母子走入桑拿房，我又問葉閃「我哋跟哥哥去焗桑拿好嗎？」於是害怕桑拿的葉閃又放膽跟我去焗桑拿了。

有人問我在芬蘭育兒有甚麼不同之處。我想，最大的方別是芬蘭的父母較早便願意放手，讓兒子嘗試照顧自己，例如吃飯、沖涼、脫外衣、去廁所等；而當葉閃看到身邊的小孩也懂得去做，便有勇氣和信心自己去嘗試。自立，那是每個小孩自少已開始學習的事。

在泳池浴室裡，葉閃學會淋浴，而媽媽我學會了放手。

當下

留學生活很不容易，而且我還要帶住兒子，兼任媽媽與學生兩個身份。每天一早起床，天還未亮便送兒子上學，然後自己上學與工作，還要趕及四點半便到幼兒園接兒子，回家又煮飯與陪兒子，沒有蒲吧甚少派對連電影也少看，真的「發憤圖強」式留學生活。

另一位現正於英國留學的楊小姐，用《那些年...》裡面的金句「人生許多事都是徒勞無功」來形容現在「天天練習」「沒有去蒲」但可能畢業後無法從事相關工作的留學生活，我又何嘗不是呢？我讀的還要是 Social Research，你幾時聽到香港人認真對待政策研究呢？現在連統計處職員都被揭發造假了，唉！

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很享受現在的求學生活，把現在每科的自選研究功課當是「真正」的研究來對待，每一小步都反覆思考幾十次才落筆。

「人生許多事都是徒勞無功」的前設是重視有沒有結果。關於這些在芬蘭的日子，我努力學習以平常心對待，重視過程，那已經是享受了。回來後還有沒有這種空間與機會，還有我的學位能否助我升職加薪，那卻不是我可以預料的。要是投資事業的話，我早便讀那些賺錢行業的學科吧。

現在猶如「借回來的時間，借回來的空間」，我可以專心求學問，專心做媽媽。日子雖短，但心滿意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