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經在芬蘭生活了一年多，貼了很多葉閃的相，寫了好幾篇芬蘭的所見所聞，反而關於自己的，已很久沒有寫過甚麼。
現在回顧這段日子，出發首三個月遇上很多問題，很想退縮，很想回港；然後一下子便到冬天，長期的黑夜帶來無盡的沉鬱，時常以為自己捱不住很快要回港，所以爭取時間去了兩三轉旅行；等啊等啊春天，怎料五月一溶雪就突然變成夏天，每天陽光普照，日照甚長，發現芬蘭原來是個天堂，永不想回家；現在又回到秋天，四處的樹又紅又黃又青，漂亮得很，幸好今年少雨水，不如去年般「連續傷風感冒」，也適應了芬蘭的文化、天氣、節奏等等，心也能靜下來，好好專注我的研究──嗯，這是我原本很想做的事。
很多人問我為何留學，為何選芬蘭。嗯，其實出國留學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，不過當年因有喜歡的工作、因還 grant loan、因未夠錢等等的事，一直拖拖拖拖到我結婚生仔後都沒有機會做。直至，我懷孕時曾在臉書上寫了類似「唉，生仔了，無緣留學了」之類的話，朋友便介紹了雷競旋的《窮風流》給我。當我看到雷競旋又是一窮二白也一家大細去留學，與其羡慕別人，不如自己行動實踐。於是，兩年後，我便抱著「一試」的心態，結果又是幸運地得到一個留學的機會。
至於為何選芬蘭，曾到丹麥留學的我一直到北歐甚有好感。加上，我要選一個國家，可讓葉閃也能申請到簽證與我一起生活（例如台灣是不能夠的），而我又能經濟上付擔得到的，基本上可選的都不多。剛巧有朋友在芬蘭留學，我又在芬蘭找到我有興趣的科目，閃申請居留與幼兒園安排又沒有問題，於是便試報考芬蘭的大學。其實我想選的有三科：Arts Management 隔年收生，剛巧我報考的那一年不收生；其餘還有 Arts Management & Criticism 和 Research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(Social and Public Policy)，我兩科也報考，結果後者取錄了我。
當我知悉 University of Helsinki 取錄我時，我的心還十五十六，猶豫到底是否要讀社會科學了。那時我剛剛正出差，與一眾藝術工作者到了上海考察與交流當地的藝術教育。我還記得，我坐在上海的餐館裡，整理那幾天的所見所聞，我感到藝術教育原是好的，但來到這個社會制度裡，一切成了花瓶裡的膠花。於是，我想，不如來個新開始吧！？反正我一直也對政策研究有興趣，便決定入讀這個 Research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！
開學的時候，其實與期望是有很大落差。我沒有想到我的主科 (Social and Public Policy 與 Urban Studies)，竟然是兩場共佔 14 credit 的考試，毋須上課，把書讀完便去考試。我那時與同學大叫，我們山長水遠來到芬蘭，竟然是自修？不過話雖如此，我還是幸運地上了好幾課令我覺得很 fruitful 的課，例如人權、社運等，都令我大開眼界，認識更多歐洲當代發生的事。
我論文老師安娜曾說，北歐對於 social scientist 的訓練，質性與量性研究的培訓也同樣重視。有時我覺得芬蘭人真的很 goal-oriented 和積極樂觀，他們會稱我們這批 social science 的學生為日後的 social scientist ──縱然據我了解我的同學大多Bachelor畢業就直升碩士，曾打過的工也只是侍應與洗碗── “scientists”一字，有如向春天花花幼稚園的同學述說未來有多美好，但回到香港的現實裡竟然頒發社社科榮譽博士給林鄭月娥，到底香港有幾認真對待 social science。
曾有朋友一聽到我的課程是 “Research Master”，知道課程是重研究，便說很悶，但其實我是幾期待這些課。我對研究是有興趣的。可是，當我上了第一課 Statistics，我就完全想發瘋了。Statistics 教授的英文好重口音，我完全聽不明白，但我又硬住頭皮死撐，由最初的考試只獲 1 分，到重考時獲 5 分（滿分）。到了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的課，我半自修半死 "chur” tutor，花了好多時間才能夠理解到如何用SPSS（一套量性研究的軟件），努力完成一個我自己也頗為滿意的研究，連 tutor 也為我高興我能寫到一份似模似樣的研究報告（Well，我來來回回於課後電郵他有近十次，他可能終於覺得辛苦是值得的）。原本老師建議我們用 European social survey 的數據，但我堅持想做與文化消費有關的主題，於是自己在網上找來一項原本研究英國人對電影消費及觀感的數據，再應用 Cultural Omnivore-Univore 的理論，分析英國人的文化消費模式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。至於質性研究，其中一課 Quality Content Analysis（QCA），我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，學習如何做 coding，單是草擬 coding frame 也改了兩星期，研究了十五年的施政報告裡如何談及文化藝術發展。雖事後感到 QCA 未必是最有效能研究施政報告的工具，但在掙扎的過程裡，學會了 coding 的邏輯，分析資料時的嚴謹；還有 team work 做研究時，如何清楚有效指示 team-mate 也好重要。
有人問我，畢業後想做甚麼。其實我真的對研究文化及藝術政策的工作是有興趣的，所以當日也因為這點而選這一科重視訓練研究技巧的課程──當然，在香港，這類研究的工作幾乎是零，或義務做才有機會的。畢竟，香港現在只重視培訓 arts manager。研究這些工作，學院以外便沒有甚麼機會了。
踏入第二年，因芬蘭的 Joo Studies 制度可讓大學生選修其他大學的課，我到了 Sibelius Academy 副修原本也想讀的 Arts Management，每天上課都聽到隔離班房又彈琴又唱歌劇，課上又有來各歐盟成員國的同學分享案例與看法；課後開始落筆寫我漫長的碩士論文，研究這十五年來西九的 governance 過程；周末帶著葉閃四處玩，好好享受做一個母親之餘繼續增長見聞。
嗯，離開的日子快到，要好好把握時間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