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重讀陳雲大師的《香港有文化》，眼見大師在最後一章狠批西九為「惡之花」，於是認認真真找回大師當年於報章上評論西九之文章。雖然現時西九第二輪諮詢已過，但在揀餅模與分餅仔以外，也推推舊文好好反思西九本身是一塊怎樣的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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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務實說西九
( 信報財經新聞 | 2007-10-04 )
編按 香港的文化政策像四月的太平山，被雲霧重重圍困，市民觀之如五里霧中遊大觀園，只聞美好願景，真容卻難得一見。西九發展方案反覆折騰，文化委員會報告書建議的改革泥牛入海，保育政策忽冷忽熱……。市民看不透遮掩決策邏輯的面紗，除了怪罪問責人，月旦文化之際，難以有的放矢。事實上，政府也從來沒有清晰而獨立的文化政策，每每是便宜行事，見步行步。
陳雲在政府山修煉五年，如居雲上，眼觀文化政策如何順宦海潮流而飄盪。在下山撰寫香港文化政策史之際，他因公忘私，暫擱〈我私故我在〉專欄，先以一系列文章，探討西九及香港文化政策近況，交代五年民政局幕府生涯之所思所想，是為〈雲上的日子〉。
沙田已有文化區，何不來個管理局？沙田歷史悠久，政府率先在此引入城市規劃概念之後，成了人口最多的新市鎮，是城市上班中產族的聚居處，如果略作改動，便已有個現成的文化區。探討西九文化區的管理架構之前，何不先做個沙盤推演，看看實情？
沙田有文化場館群落，連綿有十個私營商場、兩個公營屋商場，有中央公園、史諾比主題公園、賽馬場、單車徑、城門河、萬佛寺、車公廟、望夫石、曾大屋等景色，又有體育學院及體藝中學等體藝教育設施，如果將沙田大會堂、圖書館及文化博物館公司化，政府注資成立營運基金，組成「沙田文化管理局」，馬上可以在沙田康文署總部辦公（前區域市政局大樓），加建沙田大會堂，在公園空地多建幾個小場館，政府再動用可以隨便支配的外基金，運用政治影響力，收購附近的商場，用商場部分租金收益補貼文化場館，然後在商場增設文化活動和展覽，招徠人流，引人入勝，沙田文化區的概念就形成了。包裝得宜，甚至可以變成嶄新的房地產信託基金上市，公開招股認購。
癡人說夢的「文化區」
聽到這裏，你會直斥我妙想天開，簡直癡人說夢！但是，這個看起來荒謬絕倫的建議，可要比政府提出在西九收租經營文化區的模式合理得多啊。說到底，沙田是個有各種成熟的條件，而西九，是遠離民眾的飛地，十劃未有一撇。
返回現實吧。目前沙田的新城市廣場連同幾個鄰近商場地帶，是香港人流最多的商場區，租金收益前景美好，然而，一心去逛商場的人很少去沙田大會堂，儘管之間只是隔了一條短短的有蓋行人天橋。「自由行」政策之後，大陸遊客蜂擁來沙田購物，很多住在鄰近酒店，但絕少會順路去沙田大會堂和文化博物館。沙田是中產和基層混合居住的大城鎮，更是連接新界與九龍的交通樞紐，沙田大會堂的觀眾，都是從鐵路網（東鐵、馬鐵）和廣泛連接民居的公車網輸送來的，西九有這個優勢嗎？曾德成局長口中的港穗高速鐵路總站，會為西九帶來奇嗎？艱苦栽培數十年的沙田，文化設施的成就也不外如是，西九行嗎？
改變賣地歸公的社會合約
辦一個場館與藝團雲集的文化區，屬於文化政策上的創意管理（creativity management），政府決意注資補貼文化，代市民行使美學和品味判斷，需要若干冒險精神，但冒險得來，決不可違反公共行政及公共文化的大原則。現在西九諮詢文件，最大的危機，不在於建多少演藝場館，也不在於是否盡快上馬，是否成立西九管理局，而是在於政府在文化服務上，竟然採取房屋委員會、鐵路公司、機場管理局及貿易發展局的營運模式，錯把文藝當成是必不可少的民生服務，實行「以土地補貼服務」的方式——政府變相買斷了商場業權，然後用商場的地租去供養西九管理局，使之能夠財政自主，成為獨立王國，以後不必受到大部分民選的立法議會的年度撥款監察。此中，危機四伏，立法議會萬一大意，草率通過政府提交的西九管理局法案，隨時鑄成大錯，遺害百姓。
房屋委員會、鐵路、機管局及貿發局的營運模式，無疑是以土地收益（賣地或場租）補貼服務虧損，並使其獲得財政自主權。然而，房屋、集體運輸、機場和促進貿易及會議展覽服務，都是現代城市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，其服務原則上都可以全民共享，惠及全港，不會偏袒某個階層或某個地區，況且服務亦有客觀標準，可以量度成效，便於公眾監督。為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，如果受到民主議會的直接監察，勉強可以說得上是公共服務，但西九是屬於已經滿足基本需求之後的第二期場館興建，而其發展路線主要將是採取商業市場傾向的高檔文藝，並非全民共享，其收益亦難以惠及整體市民，故此絕不可採取「以地養文」的模式。否則，日後各種事業都會假借公益為名，在發展項目上向政府索取隱性的土地補貼，令港府的賣地收益愈來愈多被人截留或「抽水」，失去賣地的公共財政收入。犧牲舊區居民，以填海或重建方式，賣地補貼公共開支，充實庫房，是香港的社會合約之一，西九「以地養文」的模式，是改變了「賣地利益盡歸公家」的社會合約，不可不慎也。
文化人管商場：兩頭不到岸
政府連房屋委員會的商場管理都不滿意，都要私有化，連管理物業幾十年的專局最終也要被迫放棄商場營運，政府何以妙想天開，竟然相信混雜了文化人、贊助人、商家與退休高官的西九管理局，人多口雜，可以妥善管理一個高檔的商場？為何不將商場用地拍賣，將款項歸公——當中也可抽出若干成數為文化基金？難道這些準備「分田分地」的文化諸侯，真的可以創造商業奇嗎？如果他們可以創造商業奇，根本不應稀罕政府的土地補貼了！
以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也是財政自主的獨立王國，在政府的協商下，每年抽取差餉（房產物業稅）之中的幾個百分率（一般是百分之三至五）做議會主要收入，補貼包括文化康體在內的市政服務。但是不管市政局的文化品味如何，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市政局好歹都是逐步民選的議會（一九九五年全部民選），擔正文化民主（cultural democracy）的名義，為全港市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務。港府的諮詢文件，雖然強調管理局將如何如何問責，但建議中的西九管理局的問責程度，比得上民選的市議會嗎，比得上立法會監察之下的年度撥款嗎？
創意管理的第一條規律，就是管理不來的，就不應勉強管理。隨其自然，彼此互動，期之以年，水到渠成。連香港地產商都對商場發展無甚把握，發展高檔品味的商場，本地的成功例子聊聊可數。西九的商場應該拍賣予發展商，起碼保證若干程度的成功，將來再與文化場館的管理當局磋商互動就好了，冒險委託文化當局管理，胡亂cross-over，難免兩敗俱傷——商場不成商場，場館不成場館。在創意管理之前，先做好風險管理。這是創意管理的第二條規律。根本不宜用文藝法定組織管理的商場，委託予法定組織管理，只是將弊端用制度來隱藏和延擱，導致議會無從問責而已，香港這方面的例子還少嗎？
企圖擺脫議會監督
由於文化政策是一門專業，目前香港輿論評論西九，都不能觸及問題的核心：文化當作公共服務的理據，以及創意如何管理。況且西九已經一拖再拖，放棄了單一招標之後，政府的錯誤減少了，輿論與議會都彷彿覺得應該放政府一馬，新進的中年官人，比朱培慶還要急色，顧不得「馬上風」了，更紛紛催促「上馬」。
目前西九的輿論批評，老調重彈，了無新意。反對的有：招標論與地積比例論、場館變成大白象論；贊成的有：藝團缺乏場館演出首本節目論、場館建築比賽創造香港地標論。聽得市民神情麻木，意興闌珊。專制政府推出方案，最喜歡「輿論疲乏」的境況出現，因為可以為所欲為，即使鑄成大錯，事後也有民意和議會可以抵賴。當年倉卒推出「強積金」方案，也是延擱多時，弄到輿論疲乏，結果立法會無甚異議而草率通過，引致今日謬誤百出，例如積金投資機構竟然是跟隨僱主而不是跟隨僱員，如今眼看西九方案，將以扶植文化之名，加速上馬之聲，鑄成大錯了。
政府經營公共文化（public culture）其中一個的大原則，就是確保公共文化不會違反公眾利益，其中一個最大保證，就是當中的大筆經費，必須受到議會監察。即使需顧及文化團體跨年規劃，也可用整筆撥款（block grants）的形式，藝團可靈活調度，問題是必須經由議會撥款。目前民政局及屬下的康文署，藝發局、演藝學院及藝術中心等的經費，都受立法會的年度撥款監察，確保民意有效監督。假若西九管理局取得可觀的商場租金補貼，享有財政自主，那麼它捧出市場或美學之名，浪費公帑為實，專門推出崇洋媚外、為美帝臉上貼金的作品，推出反共辱華作品，或向自己喜歡的藝團輸送過分的利益（可以合法進行！），或推出泛濫的商業媚俗作品，又或推出媚共的樣板戲，公共文化變為商業文化（commercial culture）或私家文化（private culture），市民均無從透過議會，加以有效的過問。諮詢文件列出的所謂問責方式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啦，董事申報利益啦，出席立法會答問啦，有公務經驗的人都心知肚明，在虛無飄渺的文化服務上，一旦財權在手，即可為所欲為，此等限制，形同虛設，得啖笑而已。二○○三年，港府胡亂「科水」予美國商會舉辦的《維港巨星匯》，扔錢落海，冤哉枉也，問責去了哪裏？教訓還不夠深麼？
